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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华强北电子产品市场空荡荡的街道。9月3日,中国经济中心深圳再次处于部分封城状态。
9月5日,中国政府在吹风会上披露了19条刺激经济新措施的细节,作为“稳经济一揽子政策” 的接续政策措施,其中包括增加3000亿元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,以及2000亿元能源保供特别债等。
根据中国媒体报道,这些刺激措施在中国总理李克强8月24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确定。
今年4月、5月上海等城市经历封锁后,经济承压,中国政府于5月底推出33条稳经济的政策,要求各地在助企纾困上政策能出尽出,刺激力度和速度都较为罕见。
然而,8月以来奥密克戎再使更多城市陷入封控,截至9月2日,共有33座城市因疫情仍处于部分或全部封城状态(中国政府称静态管理或静默管理)。其中,西部经济重镇成都成为上海之后又一座实施封控的2000万级人口城市。
不少金融机构因此下调中国今年增长预期。在此情况下,新一轮刺激政策呼之欲出。但回顾2008年,中国同样大力刺激经济,却造成不少苦果需要此后多年来消化,这一轮数以万亿的资金投入,能否避免重蹈覆辙?
9月,中国西部经济重镇成都成为上海之后又一座实施封控的2000万级人口城市。
上海解封后不久,中国政府在6月末已经推出了3000亿元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,到8月26日这批资金已经投放完毕,支持重大项目超过900个。
9月5日公布的新措施要求再增加3000亿元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。此外,还要在10月底前发行完毕5000多亿元专项债地方结存限额;以及发行2000亿元能源保供特别债等。
北京恒大一处未完工楼盘。如何避免再次出现恒大危机这样的现象,是这次经济刺激需要考虑的重点。
以上资金共一万亿元。中国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说,专项债支持重点投向交通基础设施、能源、农林水利、生态环保、社会事业、城乡冷链等物流基础设施,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,国家重大战略项目、保障性安居工程,以及新能源项目和新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。
值得一提的是房地产也位列其中,不仅允许地方“一城一策”灵活运用信贷等政策,还明确通过政策性银行专项借款方式,支持已售逾期交付的住宅项目完成建设交付。
换言之,中国将动用国家政策性银行注资”烂尾“楼盘,以完成交付。
上海在6月1日解封,中国开始努力修复二季度损失的经济增长。然而稍有喘息,疫情再次来袭。
今年暑期,中国各地旅游回暖明显,国内游大幅回暖。与此同时,海南、西藏、新疆、青海、云南等多个旅游大省,不断出现疫情,相继实施静态管理,曾导致大批游客滞留。
封城带来的影响已经遍及中国各地。很多城市过去的繁华街区变得空空荡荡。
上述省份疫情尚未完全平息,四川、广东、河北、辽宁和贵州又爆发疫情。8月25日,石家庄鹿泉区实施全域静态管理;29日,大连市宣布严控主城区人员流动。
对经济影响最大的是两个大城市的封锁——9月1日起,成都市全体居民“原则居家”,成为上海之后又一座实施封城的两千万级人口大市;9月2日,深圳市的六个区分别发布通告,宣布实施全区静态管理。此后还有贵州省会贵阳等城市进入封控。
数据也反映了这一点。中国统计局公布的7月制造业PMI出现下行,录得49.0,跌破荣枯线;8月略有上升,录得49.4,回升0.4个百分点,但已连续两月处于荣枯线以下。
PMI被视为一个经济体的“体检表”,反映制造业的整体增长或衰退。PMI的荣枯线是50,高于50代表制造业在扩张发展,反之则代表衰退。
在上述9月5日的发布会上,中国发改委副秘书长杨荫凯特别提到,新资金将优先支持既利当前、又利长远、列入规划、前期工作成熟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。而中国总理李克强近年几乎在每次发布刺激政策时都提到防止”大水漫灌“。
这些表态都意有所指,中国试图避免重走2008年刺激政策的老路。
2008年下半年,金融海啸的余波跨过太平洋冲上中国的海岸,当年11月中国进出口数据突然跳崖,出口增速从上月的19.2%下降到-2.2%,进口增速从上月的15.7%下降到-17.9%。
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称,“这场金融危机是历史上罕见的”,“要千方百计防止金融危机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”。
几天后,中国推出一个四万亿元级的经济刺激计划,当时低迷的全球经济都为之一振。大量的投资注入经济,基建狂潮成为托底经济的主力——2008年底开始,中国发改委突然放松审批条件,密集批复同意了28个城市的地铁规划,投资超过1万亿元。事实上,“四万亿”的45%投向了公路、铁路、机场和城乡电网。
在推动经济复苏的同时,这一刺激计划也产生了深远的不良影响,它也被视为“饮鸩止渴”,推高了债务风险,吹起了地产泡沫。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事后称,“它不但没有降低杠杆,相反进一步杠杆化了”,而一旦有风吹草动,“局部的资金链断裂传导到金融市场的其他部分,引发系统性危机”。
此后多年中国不得不承受“去产能、去库存、去杠杆”带来的痛感。因此,当前疫情压力下的两轮刺激,也有声音担心,是否会重蹈覆辙。
不过,当前分管金融的副总理刘鹤,在推出“四万亿”计划时就是中财办副主任。他在之后的一次讲话中提到过当时的苦衷——“在应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,当全球经济处于自由落体状态的时候,我们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直接干预,取得了很大成绩,也确实还有一些问题。”
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胡荣分析,当时大量的投资和信贷大多给了国有企业,银行也更倾向于借贷给国企,而非民营企业,后者只好用利率更高的影子银行,这种“挤出效应”进一步加大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。而经济刺激的另一个后遗症是,地方政府短时间承担债务过高,之后则要把更多的财政收入用于偿还债务和利息,影响地方长远发展,这就是危机之后的“宿醉效应”。
北京施耐德电气工厂。中国经济刺激政策会对全球供应链产生影响。
中国经济如何走向正常化,也对全球经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——目前,美国、欧洲等主要经济体都在经历破纪录的高通胀。各国政客普遍将此归咎于俄乌战争导致的能源上涨,以及中国抗疫政策导致的供应链波动。
疫情爆发最初两年里,情况恰恰相反——由于疫情控制差异导致中国的供给能力要远高于国外,出口产生了明显的替代效应。
“中国防疫措施严格,供应链在疫情期间表现出很强的稳定性。”经济学人智库经济分析师徐天辰曾在接受BBC中文采访时表示,当时中国政府将营商和信贷政策向制造业倾斜,填补产业链中的弱项和短板,以图保持并提高制造业水平。这些原因使跨国企业们做出最符合利益的决策——让订单回到已经全面复工的中国。
于是2020年下半年,中国的外贸形势止跌转涨,出口增长远超预期。在如此高增长的基础上,2021年中国外贸继续高歌猛进——全年出口21.73万亿元,增长21.2%。贸易战三年及新冠疫情爆发两年后,中国贸易规模全球占比反而达到了历史峰值。
然而,上述替代效应在2022年开始出现反转,中国成为全球唯一还在实施”清零“的世界主要经济体,而多数国家已经选择与病毒共存的情况下,海外需求开始回升,中国的封控措施还在扩大,并对产能和需求产生巨大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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